引言
1931 年 3 月 17 日，中醫界苦等多年的官方機構「中央國醫館」終於在南京掛牌。但這座館從誕生第一天起，就被悄悄抽走了最致命的一項權力——管理國醫藥事務的行政權。中醫界奮鬥了半個世紀所求的「制度性地位」，最後只換回一個負責「整理學術」的研究機構。先給結論：行政院事後明確答覆，中央國醫館「係屬學術團體之組織，並非行政機關」，它的分館、支館一概不得干預衛生行政。
你大概聽過 1929 年的「廢止舊醫案」，也知道 3 月 17 日後來被定為「國醫節」。焦易堂、施今墨這些名字，對關心中醫藥史的人並不陌生。但你未必清楚：國醫館成立之後，中醫為什麼依然被擋在醫政大門之外？本文帶你完整還原這場「有了館、卻沒有權」的角力——從 1929 國醫節之後的制度爭取，到焦易堂等核心人物的奔走，再到西醫群體的持續反對與中醫內部的「科學化」分裂。文末我們會特別帶出香港視角：戰後張公讓、陳居霖如何在殖民地推動中醫科學化，為今日的香港中醫醫院埋下種子。
關鍵要點
– 中央國醫館於 1931 年 3 月 17 日在南京成立，焦易堂任館長，宗旨為「採用科學方式整理中國醫藥」，但原章程中的「管理國醫藥事務」職能被悄然刪除。
– 行政院明確定性國醫館為「學術團體，並非行政機關」，其分館、支館不得干預衛生行政，醫政實權仍由西醫掌控的衛生署把持。
– 1933 年焦易堂聯合 29 名中央委員提案賦予國醫館管理權，遭時任行政院長汪精衛否決；妥協後《國醫條例》更名《中醫條例》，行政權仍隸屬衛生署。
– 中醫內部分裂為「中醫科學化派」（陸淵雷、譚次仲、施今墨）與固守主體性的傳統革新派（惲鐵樵、楊則民），統一病名之爭即源於此。
– 國醫館推動的教材編纂與「中醫 科學化 民國」探索，成為日後香港及兩岸中醫教育與研究的濫觴。
H2 事件背景——1929 國醫節之後，中醫爭取制度性地位
1929 年 2 月，余雲岫在首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拋出《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》，企圖以日本明治廢醫為範本，從制度上消滅中醫。全國中醫界群情洶湧，同年 3 月 17 日於上海集會抗議，推舉請願團赴南京，最終迫使當局撤銷該案，並將這一天定為「國醫節」。
但中醫界從這場勝仗裡學到一個殘酷教訓：靠請願、靠輿論，只能救急，不能保底。1930 年 1 月的一個寒冬，裘吉生、蔣文芳等中醫名家聚首磋商，得出一個共識：中醫要生存發展，必須有組織合法性與行政領導地位。他們共同提議設立全國性機構，職能明訂為「改進國醫、研究醫藥、管理國醫藥事務」。這紙提議，後來成為中央國醫館的胚胎——只不過「管理」二字，在官僚層層審核中悄然消失，預示了日後「有館無權」的宿命。
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隨即於 1930 年建議政府仿照「國術館」之例設立國醫館。這正是「中央國醫館 歷史」的起點。中醫界要的從來不只是一塊招牌，而是一把能自我管理的鑰匙。若想了解這場運動更早的源頭，可回看我們專欄中關於「1912 漏列中醫案」與「1917 靈素商兌」的考述。
H2 核心人物——焦易堂、陳立夫、施今墨（中醫方）vs 衛生部西醫群體
中央國醫館能夠誕生，關鍵在幾位國民黨元老的力挺。1930 年 5 月，譚延闓、胡漢民、陳立夫、焦易堂等七位元老聯名向中央政治會議提案，建議「援照國術館之例，設立國醫館，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學術」。提案通過後，同年 9 月召開籌備會議，推舉陳郁、焦易堂、施今墨等七人為籌備委員。
1931 年 3 月 17 日的成立大會在南京頭條巷中央國術館競武場舉行，到會各地中醫代表 217 人、社會各界代表 300 餘人。大會選舉陳立夫為首屆理事長（後因政務繁忙請辭，由彭養光代理），焦易堂為館長，陳郁、施今墨為副館長；彭養光、陸淵雷、謝利恆等十人為常務理事。
焦易堂 國醫館的結盟，是這場角力的靈魂。這位被孫中山譽為「秦中傑士」的辛亥革命老人，時任國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、最高法院院長。他早在 1929 年便挺身而出，幾經波折使「廢止中醫案」被撤銷；國醫館成立後，他更親自出任館長，並在 1933 年為《國醫條例》的行政權與汪精衛正面交鋒。施今墨則是名滿南北的臺柱國手，早在三十年代便倡導中西醫互相學習，直言「中醫改進方法，舍借用西學之生理、病理以互相佐證，實無他途」。
對立面是衛生部裡的西醫群體，核心包括時任衛生署長劉瑞恆等。他們延續余雲岫「中醫不科學」的立場，質疑國醫館存在的正當性。當衛生部擬定的《醫師暫行條例》在立法院審議時被改名《西醫條例》通過，西醫界極為不滿，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書質疑「舉世界公認全球實行之醫學，橫加之以『西醫』之名號」。余雲岫更嘲諷：「於通行世界之科學醫，不但不謂之『國醫』，且不欲其有醫師之稱……真笑柄也。」
H2 事件經過——中央國醫館籌設、成立、運作（1931 起）時間線
焦易堂 國醫館的籌設到運作，是一條充滿拉鋸的時間線：
- 1930 年 5 月：中央政治會議批准設立國醫館提案。
- 1930 年 9 月：召開籌備會議，推舉七人籌備委員會。
- 1931 年 3 月 17 日：南京成立大會，焦易堂任館長、施今墨任副館長。
- 1931 年 8 月 31 日：國府批准《中央國醫館組織章程》及《各省市國醫分館組織大綱》，正式確立宗旨為「以採用科學方式整理中國醫藥，改善療病及製藥方法為宗旨」。
- 1932 年 10 月：機關刊物《國醫公報》創刊，反映館務動態與學術討論。
- 1933 年 4 月：公布《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》，首次以近代自然科學學科分類整理中醫。
- 1933 年 6 月：焦易堂聯合石瑛、葉楚愴、陳果夫、陳立夫、邵力子等 29 人提出《國醫條例》案，要求賦權國醫館管理國醫。
- 1933 年 12 月 15 日：立法院第三屆第 43 次會議，妥協通過更名後的《中醫條例》，但行政權明訂隸屬內政部衛生署。
- 1936 年 1 月 22 日：《中醫條例》終於正式頒布，成為近代第一部全國性中醫藥法規，但部分條文未能落實。
國醫館下設秘書處、醫學處、藥學處及推行處，並設學術整理委員會、編審委員會，最重要的工作正是編纂教材、統一病名——這正是「國醫館 中醫 教育」的具體實踐。至 1935 年，經《國醫公報》確認的國醫分館達 22 個，佔全國 28 省逾六成；甚至遠至美國舊金山、泰國、菲律賓、荷屬巴達維亞都設有分館。
想完整掌握這段脈絡，歡迎追蹤我們的【民國往事】專欄總覽，從 1929 年的「廢止舊醫案」一路讀到 1947 年的「黃弼卿案」，看清中醫存亡抗爭的全貌。
H2 正反辯論／衝突——西醫質疑中醫科學性；中醫內部分裂（科學化派 vs 傳統派）
國醫館成立後，真正的較量才剛開始，而且火力來自兩個方向。
對外：西醫持續質疑中醫科學性。 最核心的一役是 1933 年的《國醫條例》之爭。焦易堂希望在條例中賦予中央國醫館行政管理權，這一主張立刻遭西醫團體紛紛上書反對，時任行政院長汪精衛更明確表態反對。汪精衛曾公開挖苦：「如果拿三個指頭去摸脈的稱作『中醫』，那麼，拿弓箭刀槍的自然也可稱做『中軍』了。」焦易堂則向公眾解釋：「自從西洋的醫學傳到我們中國來，為要避免和西洋醫學混同起見，所以從主體上特別提出『國醫』的名詞來……切莫以為加上了一個國字，就是十足的代表狹隘的國家主義。」
1933 年 6 月 27 日，汪精衛主持行政院第 112 次會議，以「國醫館為學術團體，不宜管理中醫」為由，再次否決焦易堂的提案。即使在立法院，焦易堂以法制委員長身份力推，雙方意見分歧大到他甚至聲稱要辭職。最後的妥協是：行政權歸內政部衛生署，《國醫條例》更名《中醫條例》通過——但汪精衛主導的行政院把它「石沉大海」，直到 1936 年才公布。
對內：中醫分裂為科學化派與傳統革新派。 這場分裂，恰恰體現了「中醫 科學化 民國」路線的複雜性。以陸淵雷、譚次仲、謝仲墨、施今墨為代表的「科學化派」，主張以西醫學為參照，用科學方法整理中醫。陸淵雷主持起草《統一病名建議書》，直陳「國醫原來病名向來不科學……能異於西醫即不能合於科學」。譚次仲更把「理真效確」作為標準，用實驗與統計結合中西。
另一邊，以惲鐵樵為首的傳統革新派強調中醫主體性。惲鐵樵在《對於統一病名建議書之商榷》中寫道：「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個，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則殊途同歸，方法卻不是一個……西方科學不是學術唯一之途徑，東方醫學自有立腳點。」楊則民在《內經之哲學的檢討》中更指《內經》的方法論是辯證法，須站在哲學高度才能認識其價值。這場「統一病名」之爭，至今仍是中醫現代化辯論的源頭活水。
H2 結果與影響——國醫館運作但無衛生行政權，限制持續
國醫館確實運作了，而且做了不少實事：整理學術、鑑定處方、出版圖書、調查藥物、籌辦醫院與戰時救護。最顯赫的成就是 1936 年推動頒布《中醫條例》——近代第一部全國性中醫藥法規，標誌中醫取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。
但結構性的挫折始終未解。行政院一錘定音：中央國醫館是學術團體，不是行政機關。各分館、支館不得干預衛生行政，中醫執業仍須向當地衛生局申請。即使 1936 年《中醫條例》頒布，衛生署隨即推出「中醫審查規則」，名為實施細則，實則從根本推翻條例——例如規定「中醫學校」須經教育部立案，但教育部從未把中醫學校列入学系，等於全盤否定所有中醫學校畢業生的資格。
一個具體而微的故事最能說明這種「有館無權」的無奈。1932 年 7 月 16 日，廣東新會縣支館成立，館長黃焯南經縣政府同意，規定中醫在該縣執業須在支館登記——這等於實質握有醫藥行政權。類似的地方自主一度讓中醫界看到希望。然而當各省地方政府紛紛要求中央明確國醫館性質，行政院一紙答覆把所有分館、支館的行政野心一刀切叫停。地方上那點微弱的自主，就這樣被「學術團體」四個字抹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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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2 歷史意義——中醫「科學化」路線的濫觴；含「香港視角」一小段
中央國醫館的歷史意義，不在它握有多少權力，而在它開啟了「中醫 科學化 民國」的系統性探索。1933 年公布的《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》，首次採用近代自然科學學科分類，將中醫分為基礎學科（解剖生理學、病理學、藥物學等）與應用學科（內科、外科等），初步確立現代中醫藥學科的架構。國醫館編纂教材、統一病名的工作，雖因爭議未能全部完成，卻為日後中醫教育與研究留下寶貴的範式。
香港視角： 這條「科學化」脈絡，戰後在香港結出了獨特的果實。1950 年代，張公讓（1904–1981，曾就讀北大、協和醫學院，後畢業於中山大學醫學院）移居香港，1949 年後主編《中國新醫藥》（1954 年創刊），主張「中醫必經科學洗禮」，並設中西醫學講習班。與他並肩的陳居霖，1950 年在港教授中醫藥與針灸，辦學目的明言「養成中醫科學化的專材」，並主編《現代中醫藥》（1951 年創刊），撰〈怎樣去辦一間中醫實驗醫院〉，主張設病理化驗室、藥理研究室，使中醫從經驗醫學步入科學醫學。兩份刊物雖於六十年代中停刊，卻承續了民國以來中醫科學化的爭論，為日後香港中醫醫院的設立埋下種子。2025 年 11 月，位於將軍澳、由香港浸會大學承辦的香港中醫醫院正式投入服務——某種意義上，正是焦易堂、張公讓們當年未竟之志的遙遠回響。（資料參考：橙新聞〈從善堂到醫院 香港中醫醫院發展史〉）
H2 延伸閱讀
- 回顧運動源頭：〈1912 漏列中醫案——北洋政府教育章程為何獨缺中醫〉
- 思想戰前哨：〈1917 靈素商兌——余雲岫如何用西醫解剖學批判《內經》〉
- 抗爭高潮：〈1929 廢止舊醫案——一紙提案如何點燃國醫節〉
- 戰後餘波：〈1947 黃弼卿案——光復後中醫執照之爭〉
- 站內延伸：我們的【那些年那些事】與【健康養生】專欄，持續記錄中醫藥的過去與現在。
結語
中央國醫館的成立，是中醫在民國體制內爭取承認的一次關鍵嘗試。它證明了一件事：有了官方機構，不等於有了話語權；有了「整理學術」的匾額，卻始終敲不開衛生行政那扇門。焦易堂們的挫敗，源於結構而非個人——當行政權牢牢握在西醫主導的衛生署手中，任何「國醫」都只能是被管理的對象。
但歷史從不只有挫折。國醫館編纂的教材、確立的學科分類、點燃的科學化辯論，跨越海峽與殖民地，在香港張公讓、陳居霖手中延續，最終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中醫醫院落地生根。
如果你希望我們繼續深挖民國中醫抗爭史，歡迎追蹤【民國往事】專欄，下一期我們將走入 1947 年的黃弼卿案，看光復後的中醫如何為執照再戰一場。
資料與出處
- 國家中醫藥博物館，《百年中醫史》（節錄載於 nmtcm.cn/mg.html）
- 鄭洪，〈從三一七到「國醫節」〉，人民日報客戶端
- 〈焦易堂與汪精衛的中醫「存廢」較量〉，光明網
- 〈從「國醫節」看近現代中醫發展史〉，團結網
- 范家偉，〈醫館春秋：香港中醫醫院發展史〉，《讀書雜誌》第十九期，轉載於橙新聞
- 百度百科「中央國醫館」詞條（綜合參考）